打开文本图片集
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跃进的产儿》的社论，盛赞刚刚完工的十大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争产争收，大炼钢铁。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危机，中苏关系也趋于恶化，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大跃进”搞得糟，中国现在“穷得没有裤子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上有所突破，要做几项经典工程，展示新中国的面貌和实力，也向19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献礼。这几项工程就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十大建筑。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58年9月8日，国庆十大建筑动员大会在中央电影院召开，1000多名在京的设计和施工单位领导参加了动员会。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做动员报告，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向看不起我们的人证明，我们自己也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万里还给设计部门下达命令，说这批工程要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设计部门要尽快拿出方案，施工部门争取10月份破土动工，为明年国庆10周年献礼。在物力、财力都十分有限的当时，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十大建筑，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确实如前述《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言，十大建筑如期完成了，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当时克服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等困难的秘诀就一个字一一“集”，集领导之力，集名师之力，集人民之力。全國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搞建筑，最后终于不负众望，在1959年国庆前交出了满意答卷。而这些几十年前建成的建筑在今天的北京，仍是具有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集领导人之力
十大建筑首先是集各级领导才思和力量之大成者。不可否认，在今天看来，十大建筑还有着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这离不开当时设计师们的苦心孤诣，但更离不开当年中央和各个层面领导人高屋建瓴的指导。当时，周恩来直接负责对十大建筑建设的领导，一向工作认真细致的他对十大建筑工程费尽苦心。用一位参加过十大建筑的设计师的话来说，周恩来才是十大建筑真正的总设计师。
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的重中之重，周恩来对此也倾注心血最多。当时周恩来就亲自拟定涉及人民大会堂的总原则：“借鉴民族传统，要探索新中国建筑亦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具体设计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对观众席的设计，周恩来提出：“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和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民大会堂的观众席，视野开阔，敞亮舒适，就是按周恩来的这一思路来设计的。大会堂的屋顶怎么设计，当时争议较大，周恩来就提出一个颇具深意的解决方案：“会堂的屋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屋顶中间的红星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波浪式前进。好看的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除了大的方面周恩来亲自指导，在其他的细节设计上，周恩来也很用心。用万里的话来说：每一个具体的设计，周总理都管得很细。当时，周恩来和万里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就工程问题做一两次研究，他们一起查对规划、设计，亲自看每个部位的设计图纸。因为工作很晚，万里和周恩来经常在一起吃饭。当时设计组在天安门城楼上边摆放了1：10的大会堂模型，周恩来亲自走进去感受，和设计师商量每个部位应该怎样修改和调整。除了亲力亲为外，周恩来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集体智慧，一起解决设计中的难题。当时，设计组对人民大会堂外墙的颜色举棋不定，周恩来提议不要急着下结论，可以去找调色专家征求意见。万里找来了清华大学的调色专家，最终才确定了现在在我们看来依然特别漂亮的外墙的颜色。周恩来特别尊重设计专家，亲自跟他们谈话，请他们吃饭，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不光是人民大会堂，十大建筑的其他建筑，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比如民族文化宫的高度和瓦片的颜色，北京火车站的立顶等，都是周恩来亲自过问、亲自确定的。
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对十大建筑也十分重视。听说大会堂建设得很好，他半夜两点钟走出中南海，去参观人民大会堂。到了人民大会堂，他每个角落都不放过，认真欣赏。参观中，万里提议毛泽东为大会堂取个名字。毛泽东关切地问：“现在大会堂的工地叫什么？”万里回答说：“就叫大会堂工地。”毛泽东说：“那就加个人民吧！就叫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堂。我们的总路线现在不都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嘛！这是简称，原来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照这样子叫人民大会堂也可以。”万里拿了笔墨，请毛泽东把人民大会堂几个字写了下来，毛泽东欣然应允。
当然，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外，十大建筑还凝聚了当时其他各个层面领导人的心血。前文提及的万里就参与了十大建筑建设全程。据不完全统计，159名副部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9名元帅、16名将军、1300名政协委员先后参观并指导北京火车站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民族文化宫的建设则凝聚着时兼国家民委主任的乌兰夫副总理的关怀，在选取设计方案的时候，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习仲勋等12位国务院副总理也给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从设计到展品陈列都浸透着各级领导的才思和心力。中央书记处多次开会讨论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品陈列原则和开放问题，党中央还专门筹建领导小组，指导展品陈列。北京市委开过3次五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博物馆的施工问题。彭真及北京市其他相关单位的领导，多次到施工现场视察工作，听取汇报。
全国上下一盘棋，地方领导也在配合行动。当时，中央还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施工力量和物资供应上要大力支援首都国庆工程。按照中央的指示，为集中指挥，按大区成立了首都国庆工程上海、武汉、广州3个地区工作组，各省、市、区派出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带队，协调各方力量，为十大建筑提供智力、财力、人力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提出十大建筑在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精的原则，十大建筑也确实按着这个原则去建设，过硬的建筑质量让后来人也感受深刻。正是来自各级领导层的动员和配合，才为十大建筑能顺利达标奠定了组织基础。
集名师之力
曾参与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设计工作的常沙娜谈及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动情地说：“那个年代，讲的就是奉献精神，大家全力以赴，哪里会想给自己多少设计费的问题？没有，谁都不会想。方案采用之后也不署个人名字，都是集体的，都是学院的成果。作者心里当然很清楚，看见自己付出心血的成果被采用，对作者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和荣誉，也是最大的鼓励和回报。”如常沙娜所言，在十大建筑建设过程中，无数专家和学者都鼎力配合，献计献策，保证了十大建筑又快又好地建设完成。十大建筑中每一个工程，都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设计师的独立作品，是各方专家集智集力的成果。最大限度地调动这些才智，才保证了一年内竣工的十大建筑拥有了可以流芳的精美。
曾经参加过十大建筑设计的人回忆：十大建筑的设计方案，前后一共提出过400多个，每一个方案都凝结着一个设计团队的巧思，最后方案也不是一家之言，而是若干个设计专家及方案的集合体。可以说，十大建筑的设计就是一个专家学者的群体大协作，其中尤以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最为突出。
十大建筑动员大会后第二天，北京市委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著名建筑专家发出了一份特殊的邀请电报，17个省、市党政领导和建筑学家很快就收到了电报。3天之内，来自各地的设计精英和泰斗级人物就来到了北京。这其中有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镈，北京市规划局主任赵冬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楊廷宝等30多位专家。这些专家中的大多数人只知道要来北京，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直到来北京开会后听了情况介绍，才知道自己是要来设计人民大会堂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听闻自己是要为十大建筑做设计，很多人都欢欣鼓舞，因为自己的设计才华有了很好的施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能为中国建筑、为国家做点贡献，让大家更感自豪和荣耀。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年仅30余岁的青年教师就曾说：在中国建筑师的心目中，大多数公共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但这次要做这么大的建筑，而且要反映我们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大家都很受鼓舞。
根据安排，30多位专家在5天内拿出了第一稿。在市委提出审查意见后，又用了5天给出了修改稿。第三次修改用了6天，尽管大家都加班加点，认真构思、认真设计、认真修改，但第三稿仍然没有通过审查。30多位设计师由于理念不一致，在人民大会堂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还是西侧、大会堂的高度能否超过天安门城楼等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第三稿也卡在了这两个问题上。后来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决定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城楼。尽管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是到1958年国庆节前夕，已经经过5次修改的方案仍然没确定下来。时间越来越紧迫，怎么办？这时候还是用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方法！选择有特点的方案制成照片，发往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以及13个重要城市。尽管这些地方按照规定提前发回了反馈方案，但仍因为受限于面积，要让大会堂容纳“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仍然很有难度。后来，北京市规划局突破之前规定面积的局限，终于给出了满意的答案。用当时参加设计的人的话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奇迹，是新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几乎所有建筑专家日夜奋战的结果，共提出84份平面方案、189份立面方案，设计用的图纸不计其数。每一张图纸上都浸透着设计师们的汗水和心血，这一切都只为实现全国人民的梦想。”
事实上，十大建筑中每个建筑都是“设计奇迹”，都是大批建筑专家集体努力的结果。中国革命博物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主持，邀请清华大学等单位参加集体设计。农展馆的设计工作由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承担，戴念慈、林乐义、严星华等著名的建筑师都参与其中，在很短时间内就拿出了几十个设计方案，最后方案就是从这几十个方案中脱颖而出的。
集人民之力
1958年10月，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北京市建工局提交了《国庆工程物资申请计划书》，其中国庆工程第5号简报这样写着：
钢筋：至今1吨也没有，这样即便解放军展览馆和大礼堂能在10日以后开工挖土，但如钢筋不能及时供应也将中途停工……如果由于材料供应不上而不能如期开工或中途停工，则不仅影响整个工期，而且会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首先是广大建筑职工的热情受到挫折。
国庆工程办公室
1958年10月6日
这时，距离人民大会堂开工只有22天，钢筋还是一吨也没有，材料和物资紧缺。尽管如此，因为人民大会堂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解决材料不足的难题？还是全国上下一盘棋。1958年底，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很多都投入到为人民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
原来无材可用的人民大会堂工地很快变为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材博览会场所。很多材料都是当时独一无二的。我们熟悉的那枚巨大的国徽，高4.85米，宽4.5米，重2000公斤，是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外围的鎏金花瓣，是上海金银制品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由鞍钢为大会堂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制成的，而固定它们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众志成城，正是各地大力支持，全国各地拧成一股绳，才解决了材料短缺的困难。其实，当时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还面临着人力不够的困难。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十项伟大的工程，仅仅靠北京当地的施工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又是全国上下一盘棋，18个省、市和中央的有关部门派来了优秀的施工队伍，提供了大量物资，承接了繁杂的订货任务，仅建筑工人就派来了1.4万多人。
当时，这些建筑工人都以能参加国庆工程建设为荣。雷锋，大会堂动工的时候，他正在辽宁鞍钢化工总厂的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1958年底，辽宁要为十大建筑输送工人，雷锋在各个方面的考核都过关了。可是不久，满心憧憬为十大建筑添砖加瓦的雷锋却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辽宁地区只招收木工、瓦工和钢筋工，由于工种的限制，雷锋只能与大会堂工程失之交臂。据雷锋的战友回忆，雷锋曾为此特别遗憾说：“没能为大会堂建设添砖加瓦，是我一生的一大遗憾。”
当时十大建筑的工地，热火朝天，展现了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朝气和活力。工地上的工人都是按作业计划和工程进度衔接，按工程需要上下班，不论白天黑夜，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计较活的轻重。外地来支援的工人，都是参加了当地的政治动员的，认为支援首都建设国庆工程是一生的光荣，表示一定要扛红旗回去，都争先恐后接受任务。合家团聚的春节，工人发起了本地、外地工人一律不回家过春节的倡议书，照常上班干活。当时，工人中还流行一个下雨歌：“小雨不下班，大雨干半天，不论白天黑夜，雨停即上班。”正是因为有广大工人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工作，才保证了十大建筑建设的顺利进行。
仅仅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就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抗美援朝的英雄杨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160多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工地上帮忙运土方。这其中有六七十岁的“官位显赫”的老部长，有当年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白发苍苍的老红军。杨勇将军和大家并肩作战，把工地当战场，从早干到晚，中间只作简短的休息，吃自己带的咸菜窝头，不愿给国庆指挥部添麻烦。妇女、青少年也来到了工地，2100多名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了劳动队，北京市青少年组成了志愿团，战斗在工地前线。还有很多義务劳动者自发组成的突击队，即使下雪他们也不停工，照旧来到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但凡兴土木、搞建设，必然会涉及到动迁，这是一个敏感而困难的话题。当时，十大建筑占地需拆迁2.1万间民房，而拆迁周转房只有5000余间，缺口很大。在今天看来，这个拆迁工作涉及的面广，难度不亚于工程建设本身。加上拆迁周转房远远不达需求数量，更是给拆迁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当时的拆迁工作却出乎意料地容易，拆迁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投亲靠友，自愿紧缩住房，所有拆迁居民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搬迁完毕，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就像后来为精简城市人口动员1800多万城市人口去农村时毛泽东感叹人民群众好一样，十大建筑建设过程中，这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能放弃自己的老宅，主动寄居他人门下，紧缩住房，彰显的是这些人对党和国家真诚的热爱之情，体现的是他们的质朴和善良。
皇城根下，老宅子里，老百姓世代居住在这里，可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老百姓却愿意搬离，甚至主动紧缩住房，他们傻吗？其实他们不傻，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国家的利益，缘于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党和国家能体恤他们。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能真心诚意为人民着想，人民也会体会你的难处，为你着想。在筹建十大建筑时，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建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20万平方米，8个月搞起来，不搞科学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民生是第一位的！在拆迁过程中，周恩来非常关心被拆迁的群众，多次出面过问拆迁，并指示在和平里修建住宅楼，妥善安置搬迁的居民。当他察觉到住宅建设进度缓慢时，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严肃指出：“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没安置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由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搬迁的居民较快地住进了新的住宅。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要把搬迁的群众全部请回来参观。也请他们来看一场文艺演出！”
党和国家不仅对这些拆迁户关爱有加，对建筑工地的工人，也是极尽人性的关怀。如果一味向老百姓索取，而不知道体恤老百姓，也换不来工人们无尽的热请和干劲。兴建十大建筑的时候，正值“大跃进”时期，国家经济条件已经不那么好了，市场供应开始紧张。工地实行食堂公伙制，肉、菜定点专供，绝对保证供应，还补助一部分食油。春节时，各个工地发动几千名工人自己动手包饺子，在改善伙食的同时，增进了团结，鼓舞了干劲。生活保证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干活就更有劲儿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建设紧张而快乐地进行着。
当时修建十大建筑，一切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完全突破了地方、部门的藩篱。当然，这其中也曾有人有私心，但都很快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筹备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提出要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周恩来态度坚决地反对：“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当时，周恩来还专门就这件事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设。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
当年的苏联专家鲍尔特在为北京火车站落成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和你们共事半年，我懂了，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办到了。”我们确实做到了争一口气，彰显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效与团结。十大建筑不是一个公司完成的，背后支持它的是一个国家，是各个层面领导层统一步骤的努力，是几千名设计师集体的日夜劳作，是几十万老百姓的理解与付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她所蕴含的强大的创造力，人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她所拥有的强大的创造性和伟大的奉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