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乐器

时间:2022-11-25 11:25:08 公文范文 浏览次数:

关键词:唐诗 音乐 瑟 琵琶情感

摘 要:音乐与文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两种艺术体式。在中国音乐史上,唐代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唐代许多音乐器材以其独有的音色和诗人在心灵上达到某种契合。本文从瑟与琵琶这两种乐器的特殊材质入手,探讨其与唐诗在更深层次上的联系。

音乐与文学在起源时,是相结合的一个整体,早在黄帝时期就开始注意到了音律,以及音乐与劳动的关系,后来出现的《诗经》中收集的共三百零五篇的风、雅、颂三类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则是不同场合演奏的歌舞。例如“风”就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五百年间出现的十五国的民间歌曲,有一百六十篇之多,是全书的精华。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在奴隶社会时期是有着模糊独立性的两种艺术体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由诗这种单一的模式发展成为诗、词、赋、曲、戏剧、小说多元化的艺术形式,逐渐与音乐相脱离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那么,无可否认音乐与文学从最初的相互融合至后来的分离,音乐对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在“五四”时期文学的“新月派”就讲求诗歌的音乐美;同样就音乐而言也必然受着文学的强烈冲击,现今不少的流行歌曲或多或少也带着诗词的影子,如《月满西楼》《一剪梅》等。在《音乐与文学》一书中认为音乐与文学有着共同的物质载体——声音。“音乐是以有选择、有组织的声音(音符)作为物质载体。”“文学是以有选择、有组织的形象化语言作为客观媒介的。”①声音具有音高、音强、音长等要素,就音乐而言,音律和谐在于各种音符的互相调谐组合;文学中诗词的平仄、韵律都是根据语音这种物质媒介做一系列的搭配选择。在中国的音乐舞蹈史上,唐代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诗则成了整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最为璀璨的明珠。可见,就唐代而言,音乐与文学这两者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唐诗中有许多篇章都与音乐有关,唐代是依声填词的燕乐(宴乐)的繁盛时期,“唐代是雅乐、清乐与燕乐(宴乐)并举的时代,至少是以燕乐(宴乐)为主体,兼之以雅乐与清乐”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②音乐的高度发展促使了唐声诗的繁盛,任半塘辑录的《声诗集》四卷收录唐人有声诗一千五百首左右;在唐诗中或直接评价对音乐的感受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或将音乐器材置于标题中如白居易《琵琶行》、刘商《胡笳十八拍》,或描写乐舞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长孙无忌的《新曲二首》、虞世南的《咏舞》、萧德言的《咏舞》(据统计《全唐诗》中描写音乐舞蹈的诗篇约在一千首以上);乐舞艺术的发展使得唐诗的传播更为广泛,使唐诗更容易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在市井文化高度繁荣的唐代,文学的发展则必须借助大众都能接受的文化样式——音乐,则成了唐诗得以广为流传的重要物质媒体之一。本文主要从瑟与琵琶这两种乐器的特殊材质入手,探讨其与唐诗在更深层次上的联系。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许多音乐器材以其独有的音色和诗人在心灵上达到某种契合。唐诗中有不少的诗篇都把音乐器材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意象加以运用。瑟与琵琶两种乐器在唐诗中运用得较为广泛,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两种乐器的特殊材质入手,探讨其与唐诗在更深层次上的联系。

刘承华认为:“唐代的精神特征是直接从汉晋承续发展而来的。”③自汉代起开始盛行的享乐主义和唯美主义的风气,到唐宋时期则是更加浓烈,开元盛世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人们的思想变得极为自由,胸襟也极为开放,这就更助长了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繁丽丰富色彩纷呈。艺术是时代精神、生活风貌和审美情趣的最直接的表现。人们在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的同时,需要在精神上获得愉悦的享受,诗、词、绘画、雕塑、传奇等艺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基于唐代人们对亮丽色彩的生活追求,经济的繁荣和享乐风气的盛行使唐代的都市生活显得五光十色,一时间音乐舞蹈充斥着官僚、文人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的业余生活。唐诗中也出现了大量与音乐有关的作品。

瑟,较之古琴是一种比较世俗化、平民化的乐器。瑟,大约产生于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周代,从东周到秦汉已广泛使用。在《清稗类钞》中所描述的古瑟的形制则是:“前广后狭,面圆底平,中高,首尾俱下,通长六尺五寸六分一厘,为九倍黄钟之度。弦长四尺三寸七分四厘,为六倍黄钟之度。弦凡二十有五。通体铜木黑漆。身绘云龙,首尾绘锦,边绘云。梁用紫檀,弦孔用螺蚌为饰。以漆金架二承之。”但古瑟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失传,唐宋所用的瑟在形制、张弦、调弦诸方面已有较大不同,现在的瑟分长度为一百八十厘米至一百九十厘米、二十五弦的大瑟和长度为一百二十厘米、十六弦的小瑟两种。虽然瑟与古琴在音色上差不多,但就一些细节上音韵的表达上则更突出了圆实明快、遒劲有力、短促干脆、饱满结实的特点,瑟的出音密度较高,具有特殊的深度与力度,有着极强的抒情功能,在《汉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可见瑟在表达悲伤与悲愤情感的作用,因而在唐诗中就常常借助鼓瑟来表达离别、忆念和悲怨的情绪。“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的李商隐在其《锦瑟》中抒发了对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的感叹:“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诗中,身处晚年的诗人回顾过去,自述感伤。琴与瑟本是借以倾诉隐衷、表达心曲的,诗歌以锦瑟起兴,不无深意。“无端五十弦”的感叹,与诗人年近五十而功业无成的身世紧密联系着,所以引出“一弦一柱思华年”的联想,激起自己对一生的回忆。颔联是说抱负不得施展,往日追求建功立业的壮志已成梦幻,伤感的情怀只能依靠杜鹃来倾诉了。颈联更以怀才见弃、理想破灭的切身感受,来抒发难言的隐痛。尾联慨叹一生遭遇,怅惘失意,心潮难平。全诗在比喻和象征中,熔铸了诗人一生的遭遇,情意含蓄,感慨深长。

琵琶体积娇小,为抱弹类乐器,故而两手的配合更密切,指法更灵活,加之发音清越,圆润而又短促、干净所以特别适合于演奏乐音密度较高的乐曲,适宜表达各种复杂的感情,表现出一种繁复华丽的色彩。

唐代诗人王翰性豪放,喜游乐饮酒,能写歌词。并自歌自舞。《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尤以《凉州词》为人传诵。《凉州词》是按凉州(今甘肃省河西、陇右一带)地方乐调歌唱的。《新唐书•乐志》说:“天宝间乐调,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这首诗地方色彩极浓。从标题看,凉州属西北边地;从内容看,葡萄酒是当时西域特产,夜光杯是西域所进,琵琶更是西域所产。这些无一不与西北边塞风情相关。这首七绝正是一首优美的边塞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举起晶莹的夜光杯,斟满殷红的葡萄美酒。正要开怀畅饮,忽然,铮铮琮琮的琵琶声从马上传来。琵琶是西域盛行的乐器,诗人用来渲染西域色彩。“马上催”的“催”字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是催饮,有的说是催人出征,或解释为急促弹奏之意。从全诗风格来看,还是以催饮为宜。美酒、玉杯、琵琶催发、助饮的乐曲,这就更激起了将士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慷慨壮烈之情。于是,诗的后两句转入言情:休笑战士醉卧沙场,自古以来,远赴边庭征战的能有几人生还?诗的基调是雄壮高昂的,它不仅表现出战士开朗、达观的性格,也抒发了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坦荡胸怀。王翰是位富于浪漫气质的诗人,他豪放不羁,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诗如其人,他的这首《凉州词》以浓厚的浪漫气息,用琵琶乐声诗化了西北边陲的军旅生活,表现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体态轻柔、身着艳丽服装的歌妓与怀抱的琵琶交相辉映,典型化地体现了当时人们眼中的盛世好景。“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是白居易在其《琵琶行》中听歌妓演奏琵琶时所写的感受。在《琵琶行》中,诗人运用形象思维,对琵琶的弹奏技巧作了绘声绘形的描绘,将无形的音乐,用众多生动的比喻,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这里有落玉盘的大珠小珠,有流啭花间的间关莺语,有水流冰下的丝丝细细,有细到没有了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有突然而起的银瓶乍裂、铁骑金戈,它使听者时而悲凄、时而舒缓、时而心旷神怡、时而又惊心动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两句是写琵琶女的演奏效果。大家都听得入迷了,演奏已经结束,而听者尚沉浸在音乐的境界里,周围鸦雀无声,只有水中倒映着一轮明月。“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的歌妓,弹奏着琵琶向诗人道出自己的际遇,如泣如诉琵琶声声掩盖下的是悲愤与凄凉。本为京官的诗人只因遭人嫉妒被贬江州司马,听着乐曲的同时也联想着自己的遭遇,故而诗歌从“我闻琵琶已叹息”到“江州司马青衫湿”,既是诗人抒写对琵琶女的同情也是表达自己不幸被贬的怨愤。诗人之所以能够和琵琶女达到感情上的深刻交流,琵琶发出的乐音充当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只是就瑟与琵琶两种乐器探讨了唐诗与音乐器材的关系,在浩如烟海的名家名作中,借用乐音来表现内心情感的作品不胜枚举。琴、筝、三弦和阮等弹拨乐器也是诗人笔下所钟爱的感情“发音筒”。在《中国音乐的神韵》中就将琴说做是老者的苍凉;筝,青年的爽利;三弦,骑手的放达;阮,文人的敦厚。④不同的乐器在诗人的笔下则可作为不同的意象,折射出不同的感情。弹奏型音乐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唐代文学的进步。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汪青,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

① 罗小平:《音乐与文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页。

②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9月版,第163页。

③④ 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2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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